近来，关于深圳市人大代表自行购买蔬菜送测，并根据送检结果约谈政府部门的系列报道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关注。对于人大代表的行动，舆论一片叫好声，作为一名消费者，我也觉得有人监督政府对大家来说是好事，毕竟他们确实可能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作为一名食品安全工作者，面对人大代表拿出的那些“惨不忍睹”的科学证据，我实在有点无法忍受。

　　首先，用小样本否定大样本的做法很不科学。抽检合格率是是科学监管的重要依据，但它并非可大可小的“如意金箍棒”。采样点的选择、样品类别的选择、采样量、检测项目均要考虑当地消费者的饮食结构、消费量等因素，目的是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尽可能在统计学上反映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为此，深圳市食品监管部门2014年投入1个多亿，已经检测了39万多次。

　　而人大代表们花了几万块钱，测了几百个样品，然后就表示“我们认为,能总体上反映我市农产品安全现状”，这满满的自信心真是看得我一头的汗，瀑布汗。就事论事的谈问题可以，千万不要上纲上线，如果几百个样品就能否定39万次的检测结果，那倒是替纳税人省钱了。可监督政府不是过家家，如果信不过政府的数据，应该质询的是其抽检计划是否科学合理，实验室质量管理是否过关，数据的披露是否及时、完整，而不是拿小样本数据来较量。

　　其次，媒体报道中大量使用快速检测的结果来暗示农药超标情况严重，这也是很不科学的。快速检测作为筛查方法是非常粗线条的，错杀(假阳性)和错放(假阴性)都很正常，因此必须用仪器方法作为仲裁。这就好比在家用早孕试纸测出来怀孕，还需要到医院做正规检测才知道到底有没有怀孕。

　　比如媒体标题说“农残抑制率高达99%”，媒体进一步解释说“抑制率越高毒性越强”。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抑制率和毒性高低根本没有必然联系，否则如何解释一份抑制率98%的茼蒿含有农残0.17毫克每公斤，而抑制率79%的生菜反而有0.35?人大代表还说，国内农残抑制率标准为50%，超过此标准意味着农药残留超标。岂知抑制率跟农残超标也是两码事，比如人大代表们的检测数据中有些抑制率“超标”的样品后来经过定量检测居然是“未检出”。乐果的酶抑制率法检出限是3毫克每公斤，而一份抑制率99%的毛瓜用仪器方法测定出的乐果含量才1.88，这就好比一个近视眼查视力的时候居然蒙对了视力表最下一行。

　　此外，数据的研判解读往往比数据本身更重要，但上述新闻中的数据解读可谓“稀烂”。比如水胺硫磷在蔬菜中并无限量要求，不知豆角超标的说法从何而来?氯氰菊酯属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怎能用酶抑制率法(该方法仅适用于部分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同样是西洋菜，毒死蜱残留为0.22毫克每公斤时是超标2倍，而0.08时却显示超标1倍，这数学就是体育老师也教不出来啊!

　　以媒体披露的少量碎片信息就能发现如此多的问题，不知道约谈政府部门的人大代表们是否还“对结果很有信心”呢?尽管声称是在供港基地检测的，但是供港基地的结果不等于香港监管部门认可。我觉得这件事对于这家检测机构来说更像是“家丑”，本不应该大肆宣扬。如果香港人知道供港基地就是这个专业水准，又会怎么想呢?

　　当然人大代表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思考也要肯定，比如他们认为应该“完善食品追溯制度，将工作做到前端，从而减少末端检测”就非常符合源头控制、过程管理的思路。代表们对政府部门的抽检合格率“虚假繁荣”的质疑也是公众普遍的怀疑，希望代表们通过督促政府及时、充分的公开相关信息，还公众一个明明白白。事实上，监管部门不应该等代表们督促，而应该更加积极主动的做好风险交流。

　　食品检测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不仅仅是高昂的费用门槛，更是食品安全的专业门槛，这绝不是找一家检测机构做几个数据就可以指点江山那么简单。目前媒体报道中的第三方食品检测多数像“过家家”，出现过很多乌龙事件，甚至有利益推手操纵的痕迹。食品安全说到底是个信心问题，重建信心、传递正能量不能靠粉饰太平或者靠喊口号，但也不能把舆论监督当做儿戏，应该依靠科学，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作者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风险交流部副研究员钟凯)

（原标题：钟凯：莫把食品检测当“过家家”）